《砚山亭记》——一个大大的意外

古人，尤其是文人，特喜欢写个什么“亭记”“堂记”之类的，当然很多时候是应邀之作。甭管是应他人之邀也好，自己讨好巴结别人也好，还是自己为自己写的也好，总脱不出这样一个窠臼——名义上写的是亭堂，实际上是在褒扬堂主亭主的“过人”之处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啊！当然作者在书写时，不免也带上些许自恋之情。

苏辙在《黄州快哉亭记》写道：“士生于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将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，不以物伤性，将何适而非快？今张君（清河张梦得，曾被贬黄州，快哉亭的主人）不以谪为患，窃会计之余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间，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。”

清河的张梦得读到此等言论，怎能不“心花怒放”，引小苏为平生第一知己？“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”啊！

欧阳文忠公的《醉翁亭记》倒看不出在拍别人的马屁，可读过此文的人谁不对那位与民同乐同游的太守称颂有加？

“太守谓谁？卢陵欧阳修也！”

不过，也有例外的。欧阳修的《砚山亭记》在笔者看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意外。

粗读该文，欧阳文忠公用意十分明显。

文章开头不写砚山风云际变，也不写亭堂轩雅，只是来写西晋名臣“羊祜叔子、杜预元凯”。“方晋与吴以兵争，常倚荆州以为重，而二子相继于此，遂以平吴而成晋业，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”

欧阳修的好友光禄卿“史君中辉”镇守荆州，大有羊叔子之遗风。史君凭借仁政大获民心，又趁闲暇重修砚山亭。百姓感其恩德，非要“纪其事于石，以与叔子、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”。史君无法阻止百姓这么做，只好顺应民意，先是把“砚山亭”的“后轩”命名为光禄堂，又请求欧阳修来写一篇文章来记之。

“余谓君如慕叔子之风，而袭其遗迹，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，可知矣。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，则君之为政于襄者，又可知矣。”

这样一来，欧阳修借此文大肆捧誉史光禄的用意已十分明显。这不还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何来意外？

请再看作者笔下的羊叔子和杜元凯。

“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，何哉？传言叔子尝登兹山，慨然语其属，以谓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，因自顾而悲伤。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凯铭功于二石，一置兹山之上，一投汉水之渊。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。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？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？”

（译文：我很怀疑那些已有功业传世却又反过来急切追求后世名声的人，什么原因呢？传说羊叔子曾登上这座山，很有感慨地告诉他的部下：这山一直矗立在那里，而前世的名人都已泯灭无闻。羊叔子由此想到自己因而十分悲伤。他惟独没有想到这座山后来因为自己出了名的。元凯在两块石碑上刻了自己的功业，一块放在这座山上，一块投到汉水之中。他知道山峦沟壑有变化，却不知道石碑有时也会磨灭的。难道他们都太重视自己的名声而过分的忧虑呢，还是他们做得周全而想得深远呢？）

欧阳修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羊叔子杜预的确有才能，但都把名声看得过重。现在欧阳修为友人写《砚山亭记》，景物的风云际合不屑于去写，重点写了羊祜杜预的功名，最后把友人史君比作了具有羊祜遗风的人。

不知道史君当年看了这篇传记将作何感想？

笔者大胆断言，千年前的欧阳修在写这篇文章时肯定喝了酒，否则怎能在这么重要的文章里暗讽了友人也是“汲汲于后世之名者”呢？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《砚山亭记》是一个大大的意外。

附：欧阳修《砚山亭记》

岘山临汉上，望之隐然，盖诸山之小者。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，岂非以其人哉。其人谓谁？羊祜叔子、杜预元凯是已。方晋与吴以兵争，常倚荆州以为重，而二子相继于此，遂以平吴而成晋业，其功烈已盖于当世矣。至于风流余韵，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，至今人犹思之，而于思叔子也尤深。盖元凯以其功，而叔子以其仁，二子所为虽不同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。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，何哉？

传言叔子尝登兹山，慨然语其属，以谓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皆已湮灭于无闻，因自顾而悲伤。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凯铭功于二石，一置兹山之上，一投汉水之渊。是知陵谷有变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。岂皆自喜其名之甚而过为无穷之虑欤？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？

山故有亭，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。故其屡废而复兴者，由后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宁元年，余友人史君中辉以光禄卿来守襄阳。明年，因亭之旧，广而新之，既周以回廊之壮，又大其后轩，使与亭相称。君知名当世，所至有声，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也。因以君之官，名其后轩为光禄堂；又欲纪其事于石，以与叔子、元凯之名并传于久远。君皆不能止也，乃来以记属于余。

余谓君如慕叔子之风，而袭其遗迹，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，可知矣。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，则君之为政于襄者，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敬书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，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，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，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，写《离骚》之极目者，宜其览考自得之。至于亭屡废兴，或自有记，或不必究其详者，皆不复道。